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中“左”倾错误发生的原因及防范

时尚频道 2020-04-02190未知admin

  通过土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,从而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,是中国成功的基本经验,也是农民信赖党的主要原因。但是,需要引以为戒的是,无论是大失败后的土地,还是抗战胜利后的土地,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“左”的倾向。土改运动期间的“左”倾错误,主要表现在中农、工商业、乱打乱杀等方面。这在很多材料中都有所反映,一度给土地的评价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时至今日,很多人土地运动,实际上是针对土改期间的“左”倾错误而言的。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土地中“左”倾错误的频发,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防范和应对呢?

  耕地紧张,不只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。事实上,自近代以来,伴随着人口急剧膨胀,中国的主要农业生产区都普遍面临着耕地不足的问题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,在中国华北地区,占地60亩至70亩土地的地主家庭不足总户数的10%,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家庭不足总户数的1%,无地农民家庭占总户数的20%,其余近70%的农民家庭都是自耕农。这些自耕农虽然占有一定的耕地,但是,大多数家庭根本无法完全依靠土地,很多人为此不得不租地、打零工。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把村中地主的土地拿出来全部分了,也是仍然不能满足无地少地的土地要求的。[1]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,要解决农村中所有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,就不能不动自耕农,即富农和部分中农的土地。现在看来,土地中,很多地区频频出现中农的现象,原因是十分复杂的,不一而足。但是,就经济原因而言,确是十分明显的,即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造成的。这一状况,不仅在华北地区比较普遍,即便是在湖南、湖北等长江以南地区也是相当严重的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在制定《中土地法》草案时,中南局的邓子恢、杜润生等人之所以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,原因就在于“不动富农出租地,光靠地主的土地和公地,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”。[2]

  既然农村人多地少是一个的现实,并且随着人口增加、耕地减少,这一状况会更加严峻,这就不能企望通过土地去解决农民的所有问题,包括富裕问题、子女教育问题等。除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给农民以应有的生产资料之外,还应该利用国家政策导向来弥补耕地缺少的缺陷。关于这一点,在谈及新中国土地法为什么一定要体现“保存富农经济”的特点时就说得很明白,他说:“土地就那么多,它是客观事实,说多了并不就变得多,说少了也不会变少。你们有调查,有第一手材料,我们当然听你们的。全国怎么样,还弄不清楚,将来都会搞清楚的。至于富农问题,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,‘富农放哨,中农睡觉,有利生产’。贫农将来分地少,有困难,我们有了,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。”[3]“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”,反映了解决农村人多地少问题的基本思。尽管之后在探索过程中犯了、等方面的错误,但是这一思还是值得借鉴的。也就是说,要解决农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,土地是一个相对直接、快捷的办法,但是,并非唯一的办法。倘若要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小康生活要求,不仅要保障农民具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,而且还需要在土地之外下功夫,包括减轻农民负担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以拓宽生产渠道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就业岗位等。目前,在减免农业税、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、实行义务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,很值得肯定,但仍需集思广益,进一步开拓农民致富渠道。如果不思“开源”,而仅仅将眼光盯着农民手中仅有的少量土地,试图通过转让或使土地“翻倍”增值,那么其后果是相当的,无异于“为渊驱鱼”、“饮鸩止渴”。

  历史上,中国是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,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沉淀,“均”、“君子不患寡,而患不均”等思想已深深植根于普通国民的头脑中,挥之不去。在这种背景下,一旦主张“平分土地”,其召力虽然很强,可谓振臂一呼,响应者无数,但同时,在宣传和解读的过程中也极容易出现曲解和误读。如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颁布后不久,就有人误以为平分土地就是“”,就是吃大锅饭,土地改革运动说:“现在是均土地,往后就子、农具、牲口慢慢啥也得均了,就实行起大锅。”[4]“平分就是呀,不如合伙了过集体生活,反正东西谁也不是谁的,都得共同平分”。[5]在此思想支配下,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的过程中,很多地区就出现了扩大打击面、随意中农的现象,一度认为“有出租地就是地主;凡是雇人干活就算富农;有剥削就;凡是敌伪、蒋伪就斗;人品思想不好的要斗;上找三辈斗;土地超过平均数要斗;人多东西多的要斗”。[6]扩大打击面的直接后果,是严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以至于许多农民宁愿受穷当贫农,也不愿因发家致富而被错划为富农或地主。其情形正如时任西北局在给的报告中所言:“土地区的农民,由于左的影响,都不愿意当中农。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,而是中农,土地改革运动但要改变成份那是很不容易的。此外,现在深入考察起来,边区劳动英雄,还是好的多,真正勤苦劳动,热爱边区,因有余粮,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,这不只是目前问题,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。这分明的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了怀疑。”[7]

  平均主义传统是土地期间“左”倾错误蔓延的文化土壤,但是,并非不能克服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出于担心的顾虑,大多数农民还是十分渴望和愿意发家致富的。只要国家在政策方面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,并且能在法律方面农民的所得,那么,农民会在发家致富的道上表现出更大的创造性。

  土地期间,“左”倾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度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。被打杀的对象不仅包括地主富农,而且还包括中农和贫雇农。以来,人们都把这一现象归罪于土地,其实,这是一个很大。就其深层次原因而言,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农村传统的解决机制已经失效,而新的机制尚未形成,从而导致矛盾错综复杂,历史积怨越积越深。这样一来,伴随着土地的深入开展,村民之间的矛盾,特别是对者的就会突然爆发,即所谓“农民的以及他们对者的,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,但是,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的地主或富农个人不满和的徒劳情绪。族关系以及种种陈规常被用来阶级冲突,然而,这种对者的在中国农民的心底仍然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”。土地改革运动[8]也就是说,土改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的怨恨“突然爆发”的突破口。在这种氛围下,一些与土改运动压根儿无关的打杀事件也随之发生了。如在山西潞城县张庄“发生事件显然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因为执行公务而,一种纯粹是处于个人原因而。……代表们总共提出了55起和的。其中20起属于前一种,是不良作风问题。其余35起是后一种,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”。[9]显而易见,乱打乱杀现象的出现,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的不可控性。在当时特殊背景下,交替尚未完成,基层尚在重建,司法程序尚不完备,一旦起来,纵然发现了乱打乱杀现象的弊端,并立即采取措施,实际上也是很难完全杜绝的。甚至于有些乱打乱杀事件即使发生了,非但不会受到,反而会博得时人的理解和同情。据曾经当过沭阳农会会长的徐士善回忆:“有次在沭阳张圩斗地主,晚上让他的佃户他。结果,夜里佃户用把地主了。”经调查才得知,原来佃户的媳妇娶过来的头夜,被这个地主糟蹋了。[10]事情发生后,似乎并没有人觉得这个地主是的,也没有人觉得这位佃户有什么错。

  诚然,农村矛盾的错综复杂,以及的不可控制性,是乱打乱杀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。但是,并非所有的打杀事件都不能避免。如果有些矛盾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,实际上是可以化解的,其关键是要在农村建立一套村民广泛认同的解决机制。这种解决机制可以借助传统的乡俗、民规,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小的民事,其特点是与现行法律体系并行不悖,运行起来简便有效。只有农村的矛盾得到有效快速的解决,才不至于形成历史积怨,更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集体爆发。

  在土地过程中,农村基层干部是主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,不可或缺。在历史上,他们既是土地的获利者,同时又是者。土地初期,当他们主导着阶级成分的划定,以及土改胜利果实的分配时,其中很多人分配到了好地和相对多的胜利果实,成为土地的“受益者”。据太行区对土改中犯错误干部情况的统计,在248名县区干部中,犯错误的有134人,占54.09%。其中包庇家庭亲友的38人,占15.4%;贱买、窃取、多占、土改果实的72人,占29%;的13人,占5.25%。更有甚者,有些干部“为了自己的右倾,地主富农思想,故意。某些村干部积极,私吞了地主富农的财物,害怕,”。[11]所有这些不仅阻碍了土地的正常进行,而且恶化了干群关系,影响了解放区的声誉。如此一来,为了推动土地,当解放区开展“洗脸”运动和整党运动时,这些先前有污点的干部就自然成了被和斗争的对象,不少人被当做“石头”搬走,有些甚至被乱斗乱打,结果导致不安,闹得农村极度紧张。

  从土地中农村干部的表现和境遇来看,部分干部的腐化变质和,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了干群矛盾,助涨了“左”倾错误的蔓延,。目前,广大基层干部仍然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推手。他们与农民朝夕相处,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和,同时又是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,代表着执政党的形象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有必要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所作所为给予高度关注,特别要注意提高他们的素养,防止他们腐化变质。为此,一方面需要从完善村民选举制度着手,在源头上将作风正派、群众威信较高的农民选拔到领导岗位;另一方面,要加强对现任基层干部的监督,防止他们,并给予他们充分信任。唯有如此,才能最大限度地各项惠农政策得到贯彻落实。

  时至今日,中国农村的新一轮土地已经拉开序幕。的内容主要包括:“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、权能”;“保障农户宅用益物权,完善农村宅制度”;“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”;“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。”[12]要完成这些任务,首先要把握正确的方向,使广大农民实实在在从中得到实惠。其次要尽量避免犯错误、走弯,还要防微杜渐。而对以往土地错误倾向滋生的原因及防范办法进行总结,也尤为必要。

  [2]: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(上卷),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,第124-125页。

  [3]杜润生:《忆50年代初期我与的几次会面》,《缅怀》(下),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,第374-375页。

  [5]保国:《左权雇贫谈平分土地 农民仍有急需普遍教育》,《日报》1948年1月22日。

  [6]人:《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总结》,《人文集》,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,第122-123页。

  [7]:《要注意克服土地中“左”的情绪》(1948年1月19日),《文选》,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,第43-44页。

  [8][英]大卫·柯鲁克、[]伊莎贝尔·柯鲁克:《十里店(二)——中国一个村庄的》,上海出版社2007年版,第10页。

  [10]马俊亚:《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:分层与人格异变》,《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》,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,第333页。

  [11]赖若愚:《土改运动中区党委领导的初步检查》,《太行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》,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、山西档案馆1983年10月编印,第230-231页。

  [12]《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出版社2013年版,第22-23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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